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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透析新视角与学术盲点新阐释

◎作者:艾自由  ( 2018-01-01)


  史料透析新视角与学术盲点新阐释 
  
  ——牟泽雄专著《民族主义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形成》阅读感言 
  
  
  
  ■ 艾自由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70后副教授牟泽雄是昭通市镇雄县人,系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省市各级基金项目多项,在《当代文坛》、《长城》、《安徽文学》、《电影文学》、《新疆大学学报》、《学理论》、《民族论坛》等刊物发表文学评论、学术论文多篇。其首部专著《民族主义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形成——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的文艺政策研究》获“云南省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昆明理工大学引进人才基金资助项目”资助,2013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2014年9月,又被列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怡主编的“民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文丛”三编第1册,以《国民党南京时期(1927—1937)的文艺统制》为书名,由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细读此书,史料透析新视角与学术盲点新阐释的有机结合,彰显了一名彩云之南青年学者的慧眼独具。  
  
  首先,是史料透析的新视角。1927—193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的十年间,由于面临国内外诸多问题,其执政的理念和策略是民族主义。当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纠结在一起,这种民族主义便表现出强烈的统制特征,而民族主义与民众的民族情绪及知识精英的文化民族主义交织时,又呈现出极其暖昧的色彩。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既与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又与国家建设和抗击外侮紧密联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貌。这种复杂性必然渗透到一系列文化举措中,影响文学、艺术的整个生产机制。国民党在文艺领域的统制不过是其整个国家统制的一个基础和组成部分,它为南京政权提供政治合法性与意识形态支持。文艺成为国民党文化统制的最重要的领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斗争策略是最直接的触媒,同时也与国民党人的认识以及近代以来形成的思想传统有关。国民党围绕着民族主义进行一元的意识形态建构,利用文艺作为基本手段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以在全国范围实施文艺统制。基于这一时期上述特殊的政治语境,就事论事和就文学现象说文学现象显然不足以揭示问题的真相。关于左右翼文学的对立问题,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俊山在《走出下现代文学的“神话”》一书中认为:“国共两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本是同一棵树上的两个果子,其内容上的相同相异,及其渊源和影响,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话题。说不清国民党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永远是残缺不全的”。事实上客观辨证地回过头来看,说不清国民党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左翼文学自身的问题也很难说清。基于此,32万字的《民族主义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形成》分为意识形态建构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培育、文艺政策与文艺运动、文学社团与作家的组织化、文艺媒介的建立与实践、文艺审查制度的形成与影响五章十四节,着重从历史和思想理论的大背景下,透过细致的史料梳理与分析,呈现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文艺统制的复杂面貌并透视其根源。其特色是将以“民族主义文艺”为中心的右翼文学纳入到一个宏观的政治、历史和思想视角来认识,纳入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整个政策和话语体系中加以观照,以便更全面地认识和透析右翼文学及其发展过程。因此,该书对“民族主义文艺”为中心的右翼文学的研究,不完全是价值重估与正名,更重要的是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和关照,寻找被遮蔽和过滤掉的存在,同时找到更多的阐释可能。将文学现象纳入到政治学视野和历史思想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更能接近问题的本真。对于一名青年学者来说,这种挑战自我、剑走偏锋的治学思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是学术盲点的新阐释。怎样从旧史料中有新发现,是治文学史的出发点和终极追求,也是对治文学史者文学修养和文学见地的检验和考验。比如关于国民党的文艺审查制度,以往出版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也讲,但多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本书一个很出色的地方是将国民党的文艺审查与其一元意识形态建构联系起来,立足于材料的细致考证与梳理,深入论述了国民党的文艺审查制度是“政治场”干预“文学场”、“艺术场”的典型案例,特别是在严厉的文艺审查制度下,国家控制和社会反控制的斗争中,出现了“杂志年”现象和“杂文”文体现象文艺景观的历史必然性。其中最出彩的是谈审查制度与“杂文”文体的产生。由于1927—1937年在中国革命史上,是革命与反动、光明与黑暗激烈斗争的十年,杂文成为一种富有特色的报刊文体并逐渐走向繁荣的原因比较复杂,自然能进行横看成林侧成峰的诠释。比如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集编后记》认为:“面对着剧烈的社会斗争和强暴的黑暗势力,作家无法从容地把自己的思想和热情熔铸到具体的形象和典型中去,于是杂文这种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的文体样式便应运而生。这一文体的产生,以其特有的敏锐,留下了中国社会动荡和曲折的缩影。”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原因分析毫无疑问是对的。正是由于比较复杂,从而给尚未涉猎的学术研究盲点留下了独辟蹊径的阐释空间。牟泽雄认为,从时间上看,1918年《新青年》开辟“随感录”专栏,可以算是现代“杂文”的开端。不过,“杂文”真正从报刊杂志点缀到独立发展的文体转变是在20世纪30年代。杂文在20世纪30年代勃兴并迅速走向成熟,学界一致的看法是左翼文艺界的推动和鲁迅个人的功绩,从总体上说这是没错的。不过,仅仅注意到杂文文体的形成与鲁迅个人的贡献似乎还稍显简单,杂文形成的外部环境很容易被忽视了。70多年前鲁迅先生回应对他“不大写文章”责难时的一段话,也许能提供我们切入这一问题的进口。他说,“前进的青年,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现在的对于言论的迫压,也很是令人觉得诧异的。我以为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尽管鲁迅先生说的是“作家作品”,但是这一原则在面对“杂文”文学现象时也同样适用,“兼想到周围的情形”也许是我们重温杂文这一话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谈论20世纪30年代杂文的勃兴,在考虑左翼文艺界尤其是鲁迅个人的功绩时,应该充分兼顾到“周围的情形”,具体来说就是指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度。书刊审查制度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特别的标记。杂文发展的动力,就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书刊审查制度下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杂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20世纪30年代特殊政治语境中的衍生物,而非文体自由发展与自由选择的结果。牟泽雄就是这样让材料本身来证明和呈现问题的本来面目的,其对归纳提炼学术盲点的阐释无疑是新颖别致、有依有据而又令人信服的,至少也是能自圆其说的一家之言! 
  
  胆气需要学理为依据,研究需和发现相结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铁仙为《民族主义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形成》所作的《序》中认为:“研究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文艺统制,从研究对象上说有其特殊性,也具有挑战性。牟泽雄能从严肃的历史学的立场出发,把这一现象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尽可能客观地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他重在说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文艺统制是什么样的,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急于进行评判。这样的立场和研究方法是符合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原则的。此外,涉及面较广,不只是谈文学,而相当具体地涉及文化政策、期刊媒介、审查制度等多个方面,改变了以往不少文学史著作就作家作品论作家作品的研究模式,尝试在较广的历史语境中发掘当时文学演进的各种状态,其方法上的创新是很明显的。”《民族主义与国家文艺体制的形成》多视角、深层次、全方位透析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的文艺政策,在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同时,却没有故作高深、艰涩难读的“学院体”的痕迹,行文深入浅出、平实生动,跳出了不少文学史研究专著“无新意”的材料堆砌或“不及物”的泛泛而论,彰显了牟泽雄视野开阔、锐利透彻的学术研究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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