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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澳大利亚文学周”在北京大学举行

◎提供者:本站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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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3月16日,第十一届“澳大利亚文学周”以“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澳大利亚文学”为主题,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本次活动由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清华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协办。布克奖得主理查德·弗兰纳根(Richard Flanagan)和迈尔斯·富兰克林奖得主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两位著名的澳大利亚小说家应邀出席,前者的代表作是《幽径适北》(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后者的力作是《卡彭塔利亚湾》(Carpentaria)。 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刘树森谈到,在过去的十年,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通力合作,坚持举办文学周活动,使得包括《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肯尼利在内的数十位著名澳大利亚文学家前来北京大学访问,与师生进行交流和沟通,促进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的发展。另外,他强调,举办文学周的主要原因是相信这种文化交流可以让中国与澳大利亚以及两国人民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文化交流不仅仅是民间外交的一种形式,也是中澳双边关系的一块重要基石。2018年正值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澳大利亚文学周”也成为校庆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和亚历克西斯·赖特、资深翻译家李尧、迪肯大学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北京大学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讲席教授格雷格·麦卡锡(Greg McCarthy)、清华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敬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先与教授孙雅德(June Senyard)、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李建军,以及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骨干成员赵白生教授、副教授刘红中、张华等。著名华裔澳大利亚画家周小平先生也莅临参加了本次活动。
  刘树森还向各位来宾以及现场听众传达了北京大学校级文科资深教授、北大澳研中心创始主任胡壮麟教授的致意,并宣布2018年度胡壮麟杰出翻译奖开始接受申请。胡壮麟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从事澳大利亚语言与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是中国澳大利亚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为了向胡壮麟致以敬意,2014年5月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设立以其姓名冠名的杰出翻译奖,以此鼓励和促进国内与澳大利亚研究相关的中文翻译。该奖项每年评选和颁奖一次,授予在澳大利亚著作中文翻译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或译者。 在对话的环节,王敬慧作为嘉宾主持首先向赖特提出了四个问题,涉及赖特的创作及其作品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等内容,包括:中国读者为什么要阅读澳大利亚文学、基督教信仰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原住民保留地是否可以建教堂,以及她想通过《卡彭塔利亚湾》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赖特表示,看到她的作品的译作出现在中国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也很难相信自己的小说正在被译成各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出版发行,参与到全世界关于原住民文学的对话中。她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澳大利亚文学非常有趣,别具魅力。澳大利亚正变得愈发多元化,一批真正懂澳大利亚、同情澳大利亚的作家都在写作。他们理解澳大利亚人本来的模样,也了解他们想成为的模样。
   关于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明冲突的问题,赖特说:“原住民与土地之间有一种精神联系和精神法则,她的族人心胸开阔,愿意去融合两种文明的力量。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原住民没有自治的政府,他们并没有权力决定基督徒能否在保留地建教堂。对于《卡彭塔利亚湾》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个问题,赖特表示,她希望《卡彭塔利亚湾》中的描写能够尽可能地忠实于她的国家和她的故乡。”她力求塑造有强烈个性的人物:“我的族人是非常坚强的,所以我想让书中的人物显示出那种力量。其他人物也是坚强的化身,如诺姆·凡特姆、埃利亚斯·史密斯等。我们族人的力量来自过去,它将驶向未来。” 赖特的回答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赵白生与弗兰纳根的对话别开生面,延续了他在第10届澳大利亚文学周上与托马斯·肯尼利和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两位国际著名小说家的对话风格,避虚就实,从引用弗兰纳根作品中内容开始对话,包括其中对秦始皇等中国历史人物的描述。两位对话者高频率的问答旋即将现场的气氛带入高潮。在回答赵白生的提问之前,弗兰纳根首先表示,他来到北大,见到这么多杰出的学者与学生,感到很荣幸,并鼓励中国学生阅读澳大利亚文学,因为澳大利亚和中国一样,也经历了被殖民的过程。他说,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相比,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摆脱殖民地身份的时间不长,直到1948年才有了“澳大利亚人”的概念。尽管澳大利亚有200多年的出版史,但那些作品不等同于澳大利亚文学。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末才有了真正的澳大利亚文学。在那之前,澳大利亚作家想要在创作上功成名就,必须去英国和美国开拓自己的事业。
   弗兰纳根在讲述过程中表现出对澳大利亚的自豪之情。在他看来,澳大利亚也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欧洲殖民者曾经试图毁灭原住民文化,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被原住民文化改变了。此外,他还拥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认为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激动人心的可能性:“我们在见证一个新文化、新民族、新社会的诞生。”
  作为深度对话,赵白生在世界文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阈下向弗兰纳根提问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探讨作家的创作与地方特色的关系。例如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美国南方小镇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则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了印第安人的小镇马孔多;中国作家也有类似的传统,例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与莫言作品里的高密,都是独具特色的范例。因此,他询问弗兰纳根在其创作中塔斯马尼亚的地方特色方面有何特殊贡献,是不是他对家乡塔斯马尼亚具有特别的情结。弗兰纳根认为,每位作家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从一粒沙子中描绘出一个世界,因此地方特色一定与其创作相关。这粒沙子就是他诞生和得到养育与熏陶的那个地方。伟大的文学总是从边缘出发的,文学拒绝成为中心的艺术。因此,文学是最民主的艺术形式,它讲出了关于权力的真相、权力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这些主题内容从边缘去观察时总是更加清晰。弗兰纳根强调文学是对梦想的邀请,伟大作家的任务就是让读者重新发现一个地方。
   此后的几个问题涉及到本次文学周多元文化的主题。对此,两位对话者并没有将对话仅仅局限在澳大利亚文学,而是旁征博引,谈及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文学的本质与创作价值等重要问题。面对怎么看待库切、拉什迪、汤亭亭等著名作家纷纷撰写包括弗兰纳根此类的近作《第一人称》在内的虚构性回忆录的问题时,弗兰纳根强调,现实从来不是现实主义者造就的,回忆录从来都不能捕捉生活中的真实,因为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文学中的真实是纯粹的虚构,非真实才是绝对的真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其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们离真实并不遥远。问者锐利,答者睿智,与会师生心领神会,会场上不断响起欢快的笑声。
   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中,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同学陆续与两位作家对话。其中,北京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幽默地将自己的问题称为向两位作家 “进攻”,在引述了关于《卡彭塔利亚湾》的几则书评之后,他询问赖特如何看待读者抱怨她的小说难读的现象。赖特回答,她知道自己的小说难读,因为她所写的世界是很复杂的世界,难读是正常的;此外,她喜欢在写作中挑战自己,虽然也可以写通俗易懂的故事,但她作为原住民,民族传统就是这样教育她要迎接挑战,无论面对的任务多么艰巨。然后,富有骑士风度的弗兰纳根毫不迟疑地挺身支持赖特,直面“进攻”,充满激情地发言辩护,强调“文学就应该是难读的、难懂的;文学就应该挑战读者,让读者灰心,否则,作家就是不合格”。两位作家刚柔相济的回答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针对因获得布克奖而声名大噪的《幽径适北》,有位同学向弗兰纳根提问:这部小说是否必要有如此多的性描写,以及他想通过性描写来表达什么。弗兰纳根说,他可以理解对他的作品有不同理解,甚至批评,但性与人类和人性相关,在他的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他的写作中自然也扮演者重要角色。对于一些读者的批评,他引用歌德的话“谴责伟大的事物很容易,做成一件小事却很难”,并指出读者的评论总是有好有坏,对作家而言重要的事情是要走自己的路,遵循自己的指南针。
   在提问的最后环节,王敬慧与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大卫·沃克分布作了精彩的总结发言。作为首位担任北京大学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讲席教授的学者,沃克在2013至2016年在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任职三年。他感谢刘树森对他的特别邀请,让他能够有机会参加本次活动。他认为一位学生在提问时使用的“进攻”一词有新意,体现了批判性思维。沃克高度赞扬了举办文学周在文学以及澳中两国诸多社会侧面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文学应当在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感谢两位作家的精彩发言与学生们的参与和提问。
  
  来源:北京大学官网 萧泛若
  
   在对话的环节,王敬慧作为嘉宾主持首先向赖特提出了四个问题,涉及赖特的创作及其作品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意义等内容,包括:中国读者为什么要阅读澳大利亚文学、基督教信仰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在原住民保留地是否可以建教堂,以及她想通过《卡彭塔利亚湾》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赖特表示,看到她的作品的译作出现在中国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也很难相信自己的小说正在被译成各种语言,在不同的国家出版发行,参与到全世界关于原住民文学的对话中。她认为,澳大利亚文学之所以值得一读,是因为澳大利亚文学非常有趣,别具魅力。澳大利亚正变得愈发多元化,一批真正懂澳大利亚、同情澳大利亚的作家都在写作。他们理解澳大利亚人本来的模样,也了解他们想成为的模样。
   关于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明冲突的问题,赖特说:“原住民与土地之间有一种精神联系和精神法则,她的族人心胸开阔,愿意去融合两种文明的力量。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原住民没有自治的政府,他们并没有权力决定基督徒能否在保留地建教堂。对于《卡彭塔利亚湾》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个问题,赖特表示,她希望《卡彭塔利亚湾》中的描写能够尽可能地忠实于她的国家和她的故乡。”她力求塑造有强烈个性的人物:“我的族人是非常坚强的,所以我想让书中的人物显示出那种力量。其他人物也是坚强的化身,如诺姆·凡特姆、埃利亚斯·史密斯等。我们族人的力量来自过去,它将驶向未来。” 赖特的回答赢得了听众的热烈掌声。
   赵白生与弗兰纳根的对话别开生面,延续了他在第10届澳大利亚文学周上与托马斯·肯尼利和杰拉尔丁·布鲁克斯两位国际著名小说家的对话风格,避虚就实,从引用弗兰纳根作品中内容开始对话,包括其中对秦始皇等中国历史人物的描述。两位对话者高频率的问答旋即将现场的气氛带入高潮。在回答赵白生的提问之前,弗兰纳根首先表示,他来到北大,见到这么多杰出的学者与学生,感到很荣幸,并鼓励中国学生阅读澳大利亚文学,因为澳大利亚和中国一样,也经历了被殖民的过程。他说,与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相比,澳大利亚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摆脱殖民地身份的时间不长,直到1948年才有了“澳大利亚人”的概念。尽管澳大利亚有200多年的出版史,但那些作品不等同于澳大利亚文学。实际上,上世纪60年代末才有了真正的澳大利亚文学。在那之前,澳大利亚作家想要在创作上功成名就,必须去英国和美国开拓自己的事业。
   弗兰纳根在讲述过程中表现出对澳大利亚的自豪之情。在他看来,澳大利亚也具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欧洲殖民者曾经试图毁灭原住民文化,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被原住民文化改变了。此外,他还拥有强烈的历史感和使命感,认为中国的文学已经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澳大利亚文学的历史则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激动人心的可能性:“我们在见证一个新文化、新民族、新社会的诞生。”
  作为深度对话,赵白生在世界文学发展史的宏观视阈下向弗兰纳根提问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个问题探讨作家的创作与地方特色的关系。例如福克纳在他的小说中描写了美国南方小镇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则在自己的小说中写了印第安人的小镇马孔多;中国作家也有类似的传统,例如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与莫言作品里的高密,都是独具特色的范例。因此,他询问弗兰纳根在其创作中塔斯马尼亚的地方特色方面有何特殊贡献,是不是他对家乡塔斯马尼亚具有特别的情结。弗兰纳根认为,每位作家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从一粒沙子中描绘出一个世界,因此地方特色一定与其创作相关。这粒沙子就是他诞生和得到养育与熏陶的那个地方。伟大的文学总是从边缘出发的,文学拒绝成为中心的艺术。因此,文学是最民主的艺术形式,它讲出了关于权力的真相、权力与犯罪之间的关系,这些主题内容从边缘去观察时总是更加清晰。弗兰纳根强调文学是对梦想的邀请,伟大作家的任务就是让读者重新发现一个地方。
   此后的几个问题涉及到本次文学周多元文化的主题。对此,两位对话者并没有将对话仅仅局限在澳大利亚文学,而是旁征博引,谈及全球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文学的本质与创作价值等重要问题。面对怎么看待库切、拉什迪、汤亭亭等著名作家纷纷撰写包括弗兰纳根此类的近作《第一人称》在内的虚构性回忆录的问题时,弗兰纳根强调,现实从来不是现实主义者造就的,回忆录从来都不能捕捉生活中的真实,因为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文学中的真实是纯粹的虚构,非真实才是绝对的真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其中最大的谎言就是:我们离真实并不遥远。问者锐利,答者睿智,与会师生心领神会,会场上不断响起欢快的笑声。
   在接下来的提问环节中,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同学陆续与两位作家对话。其中,北京大学世界文学专业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幽默地将自己的问题称为向两位作家 “进攻”,在引述了关于《卡彭塔利亚湾》的几则书评之后,他询问赖特如何看待读者抱怨她的小说难读的现象。赖特回答,她知道自己的小说难读,因为她所写的世界是很复杂的世界,难读是正常的;此外,她喜欢在写作中挑战自己,虽然也可以写通俗易懂的故事,但她作为原住民,民族传统就是这样教育她要迎接挑战,无论面对的任务多么艰巨。然后,富有骑士风度的弗兰纳根毫不迟疑地挺身支持赖特,直面“进攻”,充满激情地发言辩护,强调“文学就应该是难读的、难懂的;文学就应该挑战读者,让读者灰心,否则,作家就是不合格”。两位作家刚柔相济的回答赢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针对因获得布克奖而声名大噪的《幽径适北》,有位同学向弗兰纳根提问:这部小说是否必要有如此多的性描写,以及他想通过性描写来表达什么。弗兰纳根说,他可以理解对他的作品有不同理解,甚至批评,但性与人类和人性相关,在他的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他的写作中自然也扮演者重要角色。对于一些读者的批评,他引用歌德的话“谴责伟大的事物很容易,做成一件小事却很难”,并指出读者的评论总是有好有坏,对作家而言重要的事情是要走自己的路,遵循自己的指南针。
   在提问的最后环节,王敬慧与澳大利亚著名学者大卫·沃克分布作了精彩的总结发言。作为首位担任北京大学必和必拓澳大利亚研究讲席教授的学者,沃克在2013至2016年在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任职三年。他感谢刘树森对他的特别邀请,让他能够有机会参加本次活动。他认为一位学生在提问时使用的“进攻”一词有新意,体现了批判性思维。沃克高度赞扬了举办文学周在文学以及澳中两国诸多社会侧面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文学应当在大学的人文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感谢两位作家的精彩发言与学生们的参与和提问。
  
  来源:北京大学官网 萧泛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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